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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于2017年
转载自： AC建筑创作，已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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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晚11点，2018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公布：印度建筑师、91岁的巴克里希纳·多西（Balkrishna Doshi）获奖。
巴克里希纳 ·多西
这几年的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奖者，都让国内大多数人感到陌生；大家耳熟能详的国际建筑师，反而不太可能登上普利兹克的王座。
2015 获奖人： 德国 Frei Otto 弗雷·奥托
（陌生，原来一直以为他是结构师）
2016 获奖人：智利 Alejandro Aravena 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
（名字长得记不住，他的代表作？好像也记不住）
2017 获奖人：西班牙 RCR Arquitectes：Rafael Aranda 拉斐尔·阿兰达、Carme Pigem 卡莫·皮格姆、Ramón Vilalta 拉蒙·比拉尔塔
（三个名字与三张面孔 记不住也对不上）
2018 获奖人 印度 B. V. Doshi巴克里希纳·多西
（印度还有这么一位长寿老爷爷？）
（不爱学习的建筑小白，几年来都傻傻拎不清）
91岁的多西，究竟是何方神圣？在西方建筑史研究者眼中，他并不是陌生人。现代主义建筑先驱勒柯布西耶的第一代衣钵传承者，至少可以列出重要的三位：在法国本土的克劳德·巴夯（Claude Parent）；来自日本的坂仓准三（Sakakura Junzo）；来自印度的多西（Balkrishna Doshi）；
克劳德·巴夯
代表作品
坂仓准三
代表作品
巴克里希纳 ·多西
代表作品
也许因为离现代主义大师太近，其光芒被先辈的身影遮蔽；
也许因为对大师的紧紧追随，使其作品难以超越柯布的语言而自成一体；
也许因其创作的高峰期，全球化还远没有开始，无法形成世界范围的影响；
这些第一代衣钵继承人给今世留下的印象，似乎远没有后来的继任者来得深刻——“现代主义后期”（理查德·迈耶、贝聿铭、诺曼福斯特……）及“后现代主义”（文丘里……）的作品和故事，已经广为传播和浸润，而以巴夯、多西为代表的第一代传承者，却长期缺失在专业圈的视野中，寂寂无名
多西作品：环境规划与科技中心/1966
图片来自VSF
多西作品：印度LIC住宅区/1973
图片来自VSF
多西作品：桑珈建筑工作室/1980
图片来自VSF
西方建筑圈近年来感到了“追本溯源”的必要，第一代传承者的创作遗产也被重新发现。2014年，库哈斯为威尼斯建筑双年展设定主题为 “回归基础back to basics”，并把克劳德·巴夯（Claude Parent）的肖像摆在主展厅的显著位置。
2018年普利兹克奖，似乎也要补上这一堂历史课。普奖官网上向公共推介多西的代表性作品，全部来自上个世纪的60~80年代，明确的早期现代主义建筑语言，那强劲的力道依然历历在目；印度本土建筑空间特质所产生的微妙影响与变异，仍值得几番玩味。 其历史沧桑所彪炳的文化含金量，也十分确凿。
然而，当21世纪即将过完第二个十年，作为普利兹克建筑奖的评奖结果，却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普利兹克奖为何不再让人兴奋？
未来风向标or 经典怀旧加冕礼
国内对普利兹克奖的重视与追捧，除却2012年第一位中国建筑师王澍获奖的因素外，更多的是国人 “追求世界一流”的普遍的上进心，将普利兹克看作建筑未来发展风向标——获奖人及其作品中的涵义及趣味，将引领未来建筑世界的主流方向。
这样的看法，并非 “崇洋”的心态作怪。
1990年代后半叶~2010年代初，普利兹克奖群星璀璨。大部分获奖者是年富力强的建筑师，一方面深得现代主义传统的神魂，一方面又有突破的胆识，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对现代主义建筑传统做出全新阐释。
SANAA、让·努维尔（Jean Nouvel）、库哈斯（Rem Koolhaas）、扎哈（Zaha Hadid），他们登上普奖王座之前，长期顶着”离经叛道“、“前卫激进”的人设，却在人生的壮年、事业的上升期，得到普奖的认可与加持；曾经的“激进”甚或“偏执”，转化为对世界建筑潮流的正面、积极的影响，甚至最终成为新的“主流”。普奖“向前看”、“指向未来”的意图十分凸显。
这十多年，也是中国对外开放最为充分的阶段。国内建筑圈目睹了普奖对“年轻种子选手”的发掘、对“另辟蹊径”的鼓励、对“创新”理念的包容与变现。它向中国建筑设计群体彰显着，西方现代主义经过60年代－70年代“后现代”的“否定”与“再回归”的曲折历程，仍具有强大的代际更新、自我演进的内在生命力。
正因为如此，普利兹克这个本来十分精英化的小众奖项，吸引了大批国内建筑青年的目光，因为它曾一度给予中国年轻人一种“慧眼识新才”的感觉，一种“创新”终将得到认可的希望。
历届普利兹克获奖大师的获奖年龄表
图表来源：AC建筑创作
然而，在最近四年中，普奖却已经第二次颁给了90岁以上的老者（2015德国Frei Otto 弗雷·奥托获奖时已90岁，并且不幸在颁奖前去世）。而在此之前，普奖35年历史中仅有两次颁发给80岁以上的建筑师（1988年 巴西 Oscar Niemeyer 获奖年龄：81； 2003年 丹麦Jørn Utzon 获奖年龄：85）。
在这里并非要质疑高龄大师的价值。只是他们的贡献，早已镶嵌在过往特定的时代条件中，代表着一段逝去历史的高峰，却不能直接回应当下时代的问题。他们的作品仍保有值得汲取的艺术与技术的养分，但能为未来提供的，只是一个模糊的时代参照，一种微妙的背景知识波谱。
不可否认，这模糊的时代参照、这背景知识波谱，对中国建筑群体仍有“扫盲”的必要。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学习，多数中国建筑师仍没有走出“从形式到形式”的山寨阶段，对于本就缺乏“现代主义”思想启蒙的我们，对“现代主义”似是而非的跟随，一直缺少根基。
但愿多西的获奖，能使更多的中国建筑师从廉价的赶图桌前移步到建筑史学的书架，追问一下自己每天努力组（pin）织（ cou）的设计语言，究竟从何而来。
但这并不能开释，普奖近年的选择，为何缺失了某种面向未来的激情？
也许西方建筑界真的欠那一代建筑师一次正经的承认（尤其是多西、坂仓这样的“海外传道士”）；也许普奖评委认为历史的故纸堆里本就拥有未来的契机，只要你足够虔诚地寻章摘句；也许以普奖评委的标准，年轻建筑师面向未来的实验还不登大雅之堂；也许新时代的“创新”姿态已越来越与现代主义的经典模样发生错位和偏移。
普利兹克奖越来越像历史人物的终生成就奖，这种怀旧的信号过于强烈，压过了它本想吐露的初衷（如果真的有明确初衷的话）。它不再是一个“启发”，而是变成一个“冠冕”。这让当下这个极度需要创新、创新又极度稀缺的建筑界，加重了“无解”的茫然。
现代主义建筑本质、社会伦理vs商业性
《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号对2018普奖进行了报道，王澍作为本届普利兹克奖的评委，接受了采访。文章中写道：
王澍告诉我，其实普利兹克奖的评选标准一直是“好的建筑”，但什么是好的建筑，这几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一方面眼界更开阔了，原来是比较精英主义的，获奖的都是著名建筑师、大师等等，现在整个世界建筑学发生了变化，更看重在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下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而对于商业性是有警惕的。另一方面，会更多思考建筑和建筑师如何面对社会的变化，比如说财富的不平衡。……其实现代主义运动一开始就是反权威的，是以做低收入住宅为起点的，源头上就带有一种革新的气质。”
从这个意义上，王澍认为，今年的评奖结果带有一种理想主义倾向，仍然在强调回到现代主义建筑的本质。
这段话似乎为此次评奖做出了关键注脚。但细读后仍让人十分困惑。文中对“现代主义建筑本质”给出的关键词是：面对社会变化、反权威、革新。但这些关键词，是否就是多西作品传递的气息和信号呢？多西的代表性作品，面对着1960-80年代的印度社会，彼时情境中的态度和方法，与四十年后的今天，又有怎样的关联？
什么是现代主义建筑的本质？这个问题可以让建筑学者们倒干书袋，辩论几个晚上也莫衷一是。但确如王澍所说，现代建筑从源头上就面对社会的变化。不仅面对，还积极参与；不仅参与，还富有改造社会的野心。
无论是柯布西耶面对现代化工业大生产、提出城市秩序重构的鸿篇巨制，还是格罗皮乌斯面对全新的工业技术、提出的技术理性的“包豪斯现代设计”，抑或密斯·凡·德罗对钢与玻璃的新型建筑材料深度挖掘和试验；现代建筑的发轫，正是在社会发展的关键转折期，直面社会生活的大变革大变迁，以强烈的“入世”态度和蓬勃的野心，跟当时的政治经济生态产生不断的碰撞和交互，在选择与被选择中，逐步成为世界建筑文化的主流。
光辉城市（1933），柯布西耶
而我们所处的时代，与柯布西耶、格罗皮乌斯、密斯的时代有极为相似之处。以互联网和IT技术为引擎，社会生产力关系正在发生剧烈的颠覆性的变化，人们生活方式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这让过往的所有文化阐释变得孱弱而失语。
做个简单的对比：100年前，西方社会向工业化时代全面转向时，现代主义大师们喊出了“住宅是居住机器”，“形式追随功能”；这些论点在今天看来显得如此合情合理；但在其发轫之初，该是怎样的不可思议？ 今天工业化社会又急速向信息化时代迈进，如果有人提出：“住宅是一次量子化过程”、“形式追随网络中的个人参数算法”， 你是否觉得痴人说梦、耸人听闻？
现代主义建筑诞生于“革新”与“反权威”，经过百年，其本身也成为了传统权威。
回到现代主义建筑的本质，是回到柯布西耶的思维框架，进一步巩固这一权威？还是继承它“革新”的使命，对这百年传统进行自我瓦解和重塑？
《未来简史》的作者，在书中描述了传统权威在当下的状态：
目前仍有几十亿人，将宗教经典视为权威的来源，但这些文本已经无法带来创造力。……传统经典对基因工程或人工智能无法提出任何意见，不管是牧师、神父、拉比还是穆夫提，多半并不了解生物学和计算机科学的最新突破。想了解这些突破别无他法，只能阅读科技文章、进实验室做实验，而不是去背诵和辩论古代文本……他们现在主要（还能）做的，是对各种拓展科技、方法及思想的运动，感到无奈。……
让我特别不厚道地套用这段话，描述一下今年普奖的现代主义道统：
目前仍有很多人，将普利兹克建筑奖视为建筑设计的权威，但其所阐述的“回归现代主义本质”的理想主义倾向已经无法带来创造力……现代主义建筑因工业时代而生，对新的社会机制无法提出任何意见，无论是普奖评委、建筑大师还是建筑意见领袖，多半不了解互联网信息时代对人类栖居的变革，而想了解这些别无他法，只能阅读经济、商业、消费与新科技的文章，做各种建筑试验，而不是背诵和辩论历史中的一个老样本……他们现在主要（还能）做的，是对新的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带来的不适，感到无奈。……”
再来说说普奖要“警惕”的“商业性”。商业性，在这里作为贬义词，应该有这么几个层次：审美层面的， “商业性”的恶俗趣味或虚浮表现；城市层面的，金钱至上的逐利机制，使城市发展趋向盲目；伦理层面的，商业性导致贫富分化，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
其中，最底气十足的，就是对“财富不平等”的质问。一发出这样的质问，建筑师似乎立刻获得了一种俯瞰俗世的道德制高点，并立刻显得很有“批判精神”。对社会伦理的执着、对商业性的自觉远离，似乎成为建筑知识分子不言而喻的道德标配。
但如果仔细观察普利兹克奖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普奖大师们的职业辉煌，也许真应该好好感谢欧美过往几十年的经济商业繁荣。
2016年库哈斯在接受《AC建筑创作》杂志采访时，描述了西方建筑界的黄金期：
90年代，很多欧洲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幻觉，感到自己期望的理想社会已经快要实现了。那时美苏冷战已经结束，随着社会主义阵营解体，60-70年代的意识形态纷争也不再是激烈的主题，国际政治相对稳定，欧洲经济在二战后的平稳发展后达到了顶峰。社会公共生活变得活跃而发达，公共建筑与空间的营造获得了大量的机会，地标性建筑上的实验与创新得以产生，并且能够获得相应的资金保障。
正是这段西方经济商业高度发展的黄金期，使普利兹克获奖名单在1990－2010年间，出现了群星璀璨的状态。这个时期的普奖得主，并非疏离江湖的深山隐士，相反，在获奖前后，他们几乎都成为驰骋在建筑市场一线，作品众多，与资本商业社会进行着频繁能量交换的”明星”。那时的普奖群体，对“商业性”没那么“警惕”，甚至连普奖本身，也等同于一个“大流量”的巨型媒体，间接却显著地牵动着高端建筑师在市场中的身价。它反证出当时的西方建筑设计圈与商业有着旺盛的交互。
2014年普奖开始了对“商业性”的警惕，向“社会伦理”方向偏转：日本建筑师坂茂的纸建筑，在救灾中有效地为灾民服务；智利建筑师亚历杭德罗的保障性住宅，推动了发展中国家低收入社区的营造；多西的低收入住宅作品也作为浓重的一笔写入他的“长期贡献”。
这“政治正确”、“道德至上”的偏转，恰恰与近年欧美政治动荡、欧洲经济持续下滑低迷的时点同构，欧美极为有限的建设量恐怕已无法保障创新作品和创新人物的出现。
究竟是现代主义初期所包含的社会伦理的乌托邦情结，主动牵引着普奖向理想主义回归？还是一个商业繁荣周期的结束，使普奖被迫在现代主义老框架里寻找尚未被咀嚼干净的价值余温和安全堡垒？
由此，建筑设计与商业性的关系，似乎绝不是用“警惕”可以划清界限的。
当羽毛干净的建筑知识分子守着精神洁癖画地为牢之时，商业与消费却一骑绝尘，越来越成为最主要的社会行为，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商业本身在迅速迭代，互联网所带来的新商业浪潮，建筑圈还未来得及亲密接触；区块链的革新浪潮又蓄势待发汹涌而来。“商业性”早已不是恶俗趣味、盲目狭隘的代名词，相反，它已是一种复杂的多相交互、多元创新共生的全新复合体。甚至，在其中确切地包含着，试图解决“财富不平等”的社会问题的努力和契机。
警惕商业性？是对当前商业社会充分认知和思辨后的价值观选择？还是以社会伦理的道貌岸然，来掩盖对未知事物的本能惧怕？
全球化vs 地域性
在普奖近年的获奖名单中，非欧美系的建筑师越来越多。中国、智利、印度，发展中国家的建筑师终于被普利兹克奖拥入怀抱。普奖试图用地域文化来丰富现代主义建筑进程，表现出更多的文化开放性；在不可逆的全球化面前，越来越珍视不同民族地域所产生的建筑文化差异。
但这是一场真实的努力？还是一种姿态？
多西，以91岁高龄，成为获得普奖的第一位印度建筑师。但这并不能让我们确信，普奖群体真的了解当今的印度。他们能够看到的，只是一个印度血统的建筑师与自己的现代主义师祖的传承关系，但今天的印度发生着什么、有着什么样的城市和建筑机制、社会呈现怎样的基本面，他们是否感兴趣？是否了解？是否接纳？
正如王澍2012年获奖，并不意味着中国问题与中国方式，真的进入了西方的价值观体系中。普奖的框架里，西方与东方，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主体与客体，主角与看客，这种关系并未真的发生变化。
地域文化中的特殊与复杂，若真的了解它、发掘它、并试图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护它、发展它，意味着观察者要放下自身的主体身份，以客体的状态融入其中。只有这样的发掘，最终才可以赋予那个民族、那个地域以真正引以为傲的荣耀。但这必须有十足的真诚热爱做根底，并开始一场艰苦的文化冒险。
这太危险，不安全，不值得。普奖已被它自身的殿堂定位所困，放不下傲慢身段，拿不出真的勇气，也收获不到真实的地域文化精髓。
普奖不再让人兴奋。
在普奖外，在旧的建筑评价体系之外，巨大的契机与可能性正以我们不熟悉的面貌靠近。
未来，在浴火重生的时刻，显得更加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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