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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 类比建筑学到底咋了？（下）

编者按：Adam Caruso使出手术刀般的吐槽架势，阴阳怪气地批判了Kerez和Olgiati所自诩和秉持的建筑自主性，提醒二位他们抱残守缺的自恋行为最终将导致严重掉粉。

Whatever Happened to Analogue Architecture?

类比建筑学到底怎么了？(下)

Adam Caruso

亚当·卡鲁索

出生于1950年左右的德意志瑞士建筑师们是一代传奇。其中雅克·赫尔佐格（Jacques Herzog）, 皮埃尔·德·梅隆（Pierre de Meuron）, 罗格·迪纳（Roger Diener）, 克里斯蒂安·舒米（Christian Sumi）和马塞尔·梅林（Marcel Meili）等建筑师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于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ETH）接受教育。据他们回忆，在1972-1975年间，是客座教授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建筑学认知。

©Pinterest

罗西画作

和当时世界各地的建筑学院一样，ETH也受到了1968学潮影响，从而以社会科学主导教学大纲，以致毕业生们均投身社会、政治运动。但任期很短的罗西在那仍想方设法地打破原有教学体系的桎梏；他认为自主的建筑学中只有形式和历史值得去推敲，此思想如指路明灯，为上述建筑师们起到了指导作用。但对于这群根正苗红的年轻德意志瑞士的建筑师而言，罗西的论点以及其意大利式的缜密有些太极端、太纯粹，令人一时无法接受。相比之下，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的影响力却较少被注意。

©Robert Venturi

《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

文丘里的诸多观点与罗西都大同小异，比如建筑的本质是关于形式而非社会行动、现有的类型和城市需要更多的考量、不必不计一切代价地去避免文化断层。亲欧的文丘里以美国角度写著《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令人耳目一新。在他描绘的城市中，天主教堂、广场和圣像等之间的均由步行商业街和主街道等元素填充相辅，与新理性主义运动的思想（Tendenza）算是同台对垒。文丘里这一感性的新大陆思想，对苏黎世城市中多样性的融合与城市边界漫延等话题都产生了积极作用。罗西本人对美国文化颇感兴趣，比如震荡派信徒（Shaker）的住宅区还有拉斯维加斯赌城大道（Strip）等。文丘里的系列思想与罗西并驾齐驱，由罗西的助教们带到了工作室，且得到了罗西本人的支持和发展。

©art-almanac.com.au

拉斯维加斯，赌城大道

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迪纳等建筑师在他们最具影响力的九十年代，以实践清晰地展现了罗西的思辨遗产，批判地置身于城市文脉，发扬类型学，并远离情绪化的流行艺术。尽管这些作品身段低调，但创作态度或建构手法都颇为激进，无论是在尺度或是顶、窗、檐等其他元素上皆尝试着变形，与当代城市中其他沉默的大多数建筑们交相呼应。显然，这和其他后现代产物有所关联，但完全不是同一时期更有名的英语后现代圈中的那种卡通化、轻薄化趋向。

出生于贝林佐纳法比欧·瑞哈特（Fabio Reinhart）作为罗西的助手，将新理性主义的影响带到了苏黎世。1975年罗西离职后，瑞哈特与应届毕业生继续沿着这一研究轨迹进行教学和发展。他们关注城市中的“平凡”之处，比如试图建立罗西在类型学和苏黎世欧瑞康（Oerilikon）的汽车专卖店建筑之间的联系。这项工作被称为类比建筑学，在ETH由罗西的后一任助理米罗斯拉夫·西克（Miroslav Sik）所带领。几年后，类比建筑被ETH的教员接纳并认同，也成为了学术和实践领域的共同主流。

西克住宅项目， 1992-98

Musician's House, 苏黎世

©Pinterest

西克私人住宅项目，2014

Hunziker Areal Haus K

1987年，苏黎世一场名为“类比建筑学”的展览中，展出了西克与其学生的作品。这些项目的效果图占据展览的主要篇幅，由蜡笔精心绘制，也能看出些霍普（Edward Hopper）, 基里科（Giorgio de Chirico），甚至漫威的影子。在汽车展厅和交易中心的设计项目中，晨雾里的城市与建筑笼罩着淡淡的忧郁——相比平面图，展览更强调这些建筑物在城市文脉中的特色、及细部所带的感情色彩。对氛围的大肆渲染让图纸更有质感。

©Pinterest

西克指导的学生设计作品，火葬场

总体来说，作为少数先锋代表，这些作品对毫无新意的现代主义霸权发起了正式而有力的挑战，这代表了ETH和德意志瑞士建筑实践活动的巅峰。罗西和文丘里的指导思想，成为了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迪纳父子（Diener&Diener）、西克等人的驱动力。这些作品利用类型学重新探索了建筑在城市中的选址与意义，用寻常的施工技艺塑造出杰出的艺术效果。这些实践也推进了建筑、规划师对城市与建筑的批判，既不是盲目地大肆“重建欧洲城市”，也没有延续战后建筑的平庸乏味。

©Wordpress

罗西，《城市建筑》

克里斯蒂安·克雷兹和瓦勒里欧·奥加提全程积极参与了上述革新历程。虽然他们俩设计研究也从图像着手，透着忧郁的气质（编者：罗西的作品常常与西方语境中的“忧郁”联系在一起），但他们的实践却与类比建筑学相去甚远，因为他们并未遵从其中“类型学、模拟法以及城市历史均可强有效地作用于当代建筑设计”这个观点。而且他们并不孤行：比如像米勒和玛兰塔（Miller&Maranta），博思和德普拉译斯（Bearth&Deplazes），以及约瑟夫 ·斯莫兰尼奇（Joseph Smolenicky）等人偶尔的个别项目中，多少都脱离了类比建筑学的脉络。有人说正是类比建筑使德意志瑞士建筑在1980年左右成为了中坚力量，但这并不尽然。可以观察到，尽管瑞士的建筑竞赛组织和建造业都在顽强地抵抗全球化的侵蚀，但走在前沿的事务所们却无奈地低下了头，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就是个典型。

©Herzog de Meuron

Ricola公司仓库，1986-1987

Laufen,瑞士

数十年里，他们开始在全球各处发展业务、扩张规模。他们在巴塞尔和苏黎世太受关注，以致这个关键举动被同行以及后来者们都解读成：他们是在声讨过往的所为；类比建筑学已经“过时”，说难听点甚至“很土”。

©Herzog de Meuron

三角塔方案，2014

巴黎

科雷兹和奥加提也同意上述解读，并对全球化实践保持批判态度。那么问题来了：无论是类比建筑和地标建筑，还是地域特色和国际化，造成它们之间根本的隔阂并不在于形式应该是怎么样，更应该是追问如何去思考推敲——德意志瑞士建筑真正的强项是其实践者的智慧。上述这些始于ETH的讨论，在实践中已逐渐深化，并正式普及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