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于《诚通CT+》，2012年
文：文静
图：来自网络

本文转载自托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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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听说库克先生的名字是在2012年的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双年展一开幕，威尼斯就变成了一个建筑界最时尚和隆重的社交场所。同行的建筑系学生说，她想参加彼得·库克出席的一个研讨会，是“建筑电讯团”（Archigram）的彼得·库克。我听说过《建筑电讯》，印象中是一本前卫的建筑学杂志。而提及它的创办者之一库克先生，我立马联想到另一位库克先生——纵横四海、开疆拓土的探险家库克船长。

回想起来，在威尼斯的短短几天，我接受了各种建筑知识和八卦消息的狂轰乱炸，但偶然听到彼得·库克的名字，无疑给我带来了最重要的一个冲击。

矶崎新曾形容与“建筑电讯团”的相遇就像是看了一出品特的荒诞戏剧，听了一场佛洛依德的摇滚专场，或是偷看了一眼卡纳比街上身着超短裙的时髦女子。彼得·布莱克说，“建筑电讯团”的出现颠覆了他长久以来对现代建筑形式的认知，打乱了四位现代主义建筑大师莱特、密斯、柯布西耶和格罗皮乌斯刚刚建立起来的新世界的秩序。对我而言，与库克先生的“初识”，更像是一场没有经过寒暄的深刻友谊。

这种一见如故的感觉源于我很早以前就有的一个关于城市和建筑的幻想，我给它取了一个名字：母体与细胞（Body-Cell）。在未来的某一天，城市将由两部分组成：一些相对固定的框架（Body）和大量绝对灵活的居住单元（Cell），“细胞”可以随时被取出或者重置于“母体”中。人们不需要住在固定的住宅里，也不需要重复购置房产，只要选购中意的单元类型，就可以自由地搬迁到任何理想的环境和位置。一个人今天可以面朝大海，明天也可以跻身闹市。新的产业应运而生，将为每个人提供搬运居住单元的设施和服务。传统的社区、城市乃至国家的概念会变得模糊，世界充满变化。

当时我还是一个生物系的学生，很自然地将建筑比拟为生物体，我为这个灵感而暗自雀跃。但是我不知道，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几个伦敦的年轻人就已经将这一颠覆性的城市理念巨细靡遗地呈现在图纸之上了。

如果我要进一步描述自己的幻想，那么它接近于彼得·库克的“插头城市”（Plug-in-City）和“立即性城市”（Instant City）；也可以说它是朗·赫伦和沃伦·查克的“胶囊城市”（Capsule）和“行走城市”（The Walking City）；又或者是麦克·韦伯和大卫·格林的“驾驶舱住宅”（Drive-in Housing）和“居住舱”（Living-pod）的翻版。

无论是哪一种设想，无论其细节有着什么样的差异，我们都预见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人口越来越多，资源越来越稀缺，科技越来越发达，人们对商业的依赖越来越严重，人们渴望迁徙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人们的等级意识越来越明确，人们对空间感受的要求越来越多元，人们对有机和无机物质的观念界限越来越模糊——必须有高度灵活的城市形态和建筑类型与之匹配。

深受工业文明熏陶的我们，自然会首先设想一个由模块组成的大而规则的动态聚合体。人类一方面有求同的社会属性，惯于群居；另一方面又有求异的生物属性，追求变化。在这个框架下，人们居住的基本单位需要变得更加规范，像模块一样，但又可以随时被拆解、运输和重组，“城市”的局部或者全部因此而不断变化。就像用乐高积木搭建一个王国，这个王国的形态和位置都充满了无限变化的可能性。

这乍听起来十分专横，甚至有点独裁的意味。想想看，未来世界的模样如果按照一成不变的法则来塑造，哪怕它永恒地变化着，也远不如邮递员费迪南德用碎石修砌的“理想国”和高迪的“圣家堂”来得亲切自然，能够唤起多数人由衷的喜爱。究其原因，无论是“理想国”还是“圣家堂”，它们都是由一个孤独的人花了数十年倾心建造而成的，象征着个人意志，是工业时代初来乍到时人们内心挣扎抗拒的精神活化石，本身就存在于工业社会“快速”和“统一”的反面。

但我十分清楚，“建筑电讯团”天方夜谭一般的未来城市构想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对未来城市的畅想一直驰骋于人类的思维中。人们明白，现实的建筑和幻想的建筑泾渭分明，现实的建筑属于过去，现实中不曾出现的建筑和城市景观则属于未来。因此，我们有很多词来形容“未来”：视觉、乌托邦、理想、科幻等等，这些形容词可能永远都不会过时，但每一个历史阶段所展望的未来城市和建筑却有不同的内涵。

比如说，从公元前到中世纪及其后的漫长岁月里，最经久不衰的建筑幻想一定是巴别塔（The Tower of Babel），它的建造过程出现在犹太教的文献里，又被嵌入13世纪威尼斯圣马可教堂的马赛克壁画里，16世纪老彼得·布吕赫尔和瓦肯博赫，以及17世纪阿塔纳斯·珂雪的名作《通天塔》也对它仔细地加以描绘。这还没有结束，直到20世纪，埃舍尔仍以《通天塔》为题创作木刻版画，尼尔斯.O.兰德还创作了同名的拼贴画。中世纪的建筑师们不断从圣经和宗教文献中寻找建筑模板，并想办法把它们变为现实。

对于这座伟大的建筑，宗教和道德的注解固然引人注目，但后世语言文学和绘画艺术为勾勒其细节所倾注的心血更加让人动容。在彼得·布吕赫尔和瓦肯博赫的画中，巴别塔已初具城市的特性，却从未完工。而珂雪是一位通才，他在科学方面的成就名声赫赫。在他的画中，巴别塔的形象变得整洁干脆，这种大胆新颖的诠释使修建巴别塔在技术上似乎变得可行。从那以后，巴别塔作为建筑模型带给建筑师们最重要的启示莫过于，它具有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微型城市的潜力，一个城市中的垂直城市。

从巴别塔到中世纪塔楼到现代的摩天大楼，垂直城市的模型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建筑结构和审美情趣。建筑师们从未放弃对高度和速度的追求，一个重要的观念逐渐浮现出来：城市不限于一个平面的衍生。达·芬奇画过一个非常类似于现代城市的草图，其中将城市设计在两个交通层面上，房屋沿着街道、广场和运河修建，当然还有城墙。而圣埃里亚在20世纪初就直接主张建立一种立体交叉的城市格局，并用钢铁、玻璃和布料来代替砖、石和木材以取得最理想的光线和空间。现代的住宅像一架巨大的机器，城市交通体系庞大而集中，由多层街道、高速公路和地下铁路组成。当然这些构想都远远超出了当时实用的建筑范畴，但这不会阻碍建筑师们的跃跃欲试，过去不会，将来也不会。从萨夫迪的“67住宅”到黑川纪章的“中银胶囊大楼”再到纽约SITE小组的“绿色曼哈顿”构想，正如让·努维尔和雅恩·科萨雷在巴黎大拱门后设计的超高光塔的名字所表明的那样：没有尽头（La Tour de I’infini）。

在我看来，固定的垂直城市模式必然会引发人类意识的分层，也会最终引向社会的分层——尽管这不是建筑师的初衷。文艺复兴的建筑理论家提出过很多理想城市的格局，无论是矩形、圆形还是多角形，这些对称的布局都蕴含着一种价值观取向，即每个人在城市中生存的位置是平等的。

阿尔伯蒂明确提出城市规划要服务的对象是人，而不是上帝。城市的设计首先考虑人在其中居住的舒适度和便捷度。他认为，在一个理想城市中，所有不利于生活的设施，一个也不能有，而那些能满足生活基本需要、让生活变得更令人憧憬的设施，却一个也不能少——今天的城市规划者们应该把这个原则装裱起来，挂在墙上作为警句。

菲拉雷特绘制过一个八角形的理想城市（Sforzinda），他也认为城市的中心不再由神的府邸——教堂所主导，而应代之以寓意美德之塔的公共建筑。不过，美德之塔的功能分布就像它的名字一样耐人寻味：较低的两层满足人基本的生理需求，是酒馆、餐厅、浴场、红灯区和警察局；较高的七层则满足人的精神需求，是图书馆、剧院和七个学科的研究场所；进入美德之塔的楼梯非常陡峭，进入之后，还需要下行才能到达较低的两层声色场所。

今天人们对于在一个建筑内部容纳多种功能区已经习以为常，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察觉出，这些功能区的分布反映出各种人类活动的秩序，它们有着似乎理所当然的优劣之分。

在18世纪君主们还在忙着修建他们认为最具和谐比例的宫殿和花园时，皮拉内西就已经从富丽堂皇的教堂、宫殿以及带有新古典主义立面的剧院中，察觉到这些明亮又欢快的建筑手法所修饰的不安和焦虑。他反思由统治阶级的品味决定的滴水不漏的社会秩序，并开创了一种呈现视觉矛盾的雕刻手法，他也因此被认为是最早的视觉艺术家。在他的作品里，极端的两面常常共存：敞亮的客厅和阴暗的监狱、壮丽的宫殿和萧索的废墟、室内和室外交叠错乱、人像和神像密密麻麻地堆积在一起、一个接一个的楼梯错综复杂似乎永远没有出口。

1927年的电影《大都会》的布景设计师艾瑞克·凯特胡放大了这种矛盾，电影描述2026年的人类被分为两个阶层，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权贵和富人都住在梦幻般的富丽大厦里，每天过着享乐的生活；而贫穷的工薪阶层则长期被困在幽暗的地下城市，与冰冷的机器相伴。这种大都会的荒谬品质让人警醒。浓烈的反乌托邦气氛，让人不由自主地反思建筑和社会的关系，反思建筑和伦理、政治、宗教、权力和审美情趣的关系。但最根本的是，在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大都会里——建筑与科技的关系。

不难发现，人们对科学和技术常常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个阵营认为，技术进步和工业成就并不值得信任，他们倾向于通过挖掘过去城市的优秀品格来塑造未来的城市面貌，复古的风潮周而复始；另一个阵营则无条件地仰赖高科技，为工业、科学和艺术的每一个新的创造热情欢呼，为新的社会关系寻找出路。

“建筑电讯团”属于后者。建筑材料早就不局限于茅草、泥土、砖石和木材等相对自然的有机材料，玻璃、钢铁、混凝土和各种金属合金早已登上了历史舞台并大放异彩。中世纪那种由城墙圈起来的自然发生、随机演变的城市格局多数已经成为博物馆，尽管人们无限地追忆和重塑它们的浪漫性格，终究是渐渐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按照“建筑电讯团”的构想，未来的城市和社会阶层被赋予极大的流动性，这超越了单纯去讨论平面城市或者垂直城市。

世界比想象中变化得更快，网络加速了人们思维的突变——这可能是1961年到1974年的“建筑电讯团”唯一没有考虑的。有人说，如果把建筑师和厨师做个类比的话，“建筑电讯团”在建筑界获得的声誉和影响力，就像是一个厨师仅仅因为写了一些没人见识过的菜谱，就获得了“Golden Toque”的名厨称号一样，尽管他编辑的美食指南堆得跟金字塔一样高，他本人却从来没有进过厨房。

说“建筑电讯团”是一群纸上建筑师其实并不完全准确。我从威尼斯离开以后，专程去格拉茨探访了彼得·库克和柯林·福尼尔设计的现代美术馆（Kunsthaus Graz）。那天下着小雨，我爬到山顶上，远远地对着老城中这个可爱的“外星生物”竖了一个大拇指。（见题图）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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